1877年，著名地質(zhì)學家李?；舴姨岢隽恕敖z綢之路”的概念，其內(nèi)涵最初是指張騫出使西域開辟的長安連接地中海各國的陸上通道。而后，伴隨著相關研究的不斷深入，“絲綢之路”被賦予了更多的內(nèi)涵，“海上絲綢之路”指的是古代中國和世界其他地區(qū)進行政治經(jīng)濟文化交流的海上通道。這一海上通道主要以東南沿海各州為始，近則到達日本、朝鮮、琉球等國，遠則到達南亞，更遠的到達了今天的阿拉伯半島和東非海岸。
探究古今絲綢之路的意義，離不開宗教信仰這一獨特層面。從絲綢之路與宗教的歷史關系來看，絲綢之路上充滿了宗教的傳播和交流，各種宗教在其沿線傳播交流，形成有著濃厚宗教蘊涵的地域特色及文化傳統(tǒng)。杭州在中國對外交流史上具有持續(xù)性的影響，在南宋時期，這里甚至成為了海上絲綢之路的中心。不同于其他地區(qū)較為普遍的宗教沖突，杭州現(xiàn)存的宗教交流歷史遺跡述說著其包容開放的胸襟，三大宗教信仰都能在這座城市里和諧共處。
杭州佛教的對外交流主要面向日本。在中日佛教乃至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徑山寺?lián)碛蟹浅Ｖ匾牡匚?。宋元明期間，日僧謁徑山者相繼不斷。南宋中后期，日本名僧俊芿、圓爾辨圓、無本覺心、南浦昭明等先后來寺學禪。圓爾辨圓、南浦昭明先后在徑山寺從無準師范、虛堂智愚學習禪法，一住數(shù)年，回國后輾轉(zhuǎn)各地弘揚臨濟宗法。同時，他們帶回中國茶經(jīng)典籍及徑山茶具，將種茶制茶技術和茶宴儀式傳回日本，從而將“徑山茶宴”暨中國禪院茶禮系統(tǒng)地傳入日本，茶宴后逐漸演化為“日本茶道”，成為日本幕府和高層社會的儀節(jié)。
徑山不僅作為臨濟宗的祖庭道場，也做為日本茶道的起源地，在日本具有較高的知名度。如今，越來越多的日本茶道中人慕名來到徑山寺，一償“尋根”的心愿。
摩洛哥著名旅行家伊本·白圖泰曾在到達過元代的杭州，他筆記錄下了伊斯蘭教借由海上絲路在杭州的傳播的歷史?！澳抢铮ê贾荩┑哪潞蹦滦磐椒浅６唷Ｕ麄€城市被一堵城墻圍繞……第二城區(qū)住著猶太人、基督徒和崇拜太陽的突厥人……第三城區(qū)是伊斯蘭教徒所居，市街與伊斯蘭地區(qū)的一樣，有清真寺和宣講員。”
在御街入口處的鳳凰寺，與揚州仙鶴寺、廣州懷圣寺、泉州清凈寺齊稱“中國四大清真古寺”。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覽志》曾載：寺創(chuàng)自唐，毀于季宋，元代辛巳年有大師阿老丁者，來自西域，息足于杭，瞻遺址而慨然捐金，為鼎新之舉，表以崇閎，繚以修廡，煥然盛矣。
鳳凰寺內(nèi)的碑廊現(xiàn)存有27塊石碑，有20塊石碑均由古阿拉伯文書寫而成。從碑文中可以發(fā)現(xiàn)，這些石碑以墓碑為主，主人大多為大商人、軍官，以及高官，他們當中有波斯人、阿拉伯人、突厥人等等（這也與伊本·白圖泰的記載相吻合），這些石碑已矗立在鳳凰寺七百多年，反映出元代杭州與阿拉伯世界交流之頻繁。獨特的漢式文雕和詩歌碑文也表明了那個時候在杭穆斯林有了一定的漢化傾向。
無獨有偶，在清波街和南山路交匯處十字路口東北角的繁華地段，也保留了一處古代杭州伊斯蘭教文化遺址：天方先賢卜合提亞爾墓園。卜合提亞爾是伊斯蘭教先賢，相傳是一位阿拉伯名醫(yī)（亦有傳說是波斯人），南宋時到杭州傳播伊斯蘭教，并以醫(yī)學濟世，南宋時攜二高徒從海上“香料之路”來到中國，居留杭州。他們用西域醫(yī)術為回、漢百姓治病，頗有名聲，受到百姓愛戴，歸真后葬于浙江省杭州市古城邊，至今尚存奠基石二方。該墓園與廣州宛葛素墓、泉州靈山圣墓、揚州普哈丁墓遙相輝映，并稱為“東南四大伊斯蘭教古墓”。
明清時期杭州對外交往的特點是傳教士顯著增多，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天主教的耶穌會，著名的來杭傳教士有鄂多立克、衛(wèi)匡國、鄧玉函、殷鐸澤（漢名）等人，當時信奉天主教并接受洗禮的除一般士民外，還有很多朝廷官員和社會名流，如杭州的李之藻、楊庭筠等人。西方傳教士的到來，客觀上加速了中國的科學、文化進步。
位于中山北路的杭州天主教堂即為明清之際來杭的耶穌會傳教士衛(wèi)匡國所建。清順治十六年(1659)，衛(wèi)匡國神父從羅馬返杭，得到浙江巡撫佟國器等支持和資助，將天主教信徒楊廷筠舊居附近一片大園地撥給教會，開始另建新堂。圣堂系羅馬圓頂式，由正殿和左右側殿構成，4行木柱，靠邊2行木柱砌在磚墻內(nèi)。該天主教堂命途多舛，先后在雍正禁教和文革期間被改為它用，直到改革開放后，經(jīng)杭州市委批復，方才同意開放中山北路天主堂。目前，該處遺址被定為浙江省文物保護單位，也是接待國內(nèi)外天主教賓客的場所。
興建天主堂的衛(wèi)匡國是杭州天主教對外交流的重要當事人。衛(wèi)匡國本名“Maritino Martini”，意大利特倫托人，1643年來到浙江蘭溪，后到杭州傳教。1644至1650年間，因戰(zhàn)亂流寓南北，交接了許多恭卿大臣，搜集了大量我國文化、地理和歷史資料。1646年在蘭溪建造第一座教堂，后至寧波傳教，后又回杭繼任本堂，繼續(xù)從事傳教活動，著有《韃靼戰(zhàn)紀》、《天主理證》等書。1661年病逝于杭州，葬于大方井教會墓地，也就是今天的留下鎮(zhèn)老東岳校源嶺大方井。
宗教在絲綢之路上的流動，既給人們帶來了文化交流的喜悅，也留下了許多膾炙人口的佳話，這種特點在杭州古代對外交流的敘事構建中異常鮮明地體現(xiàn)出來。其久遠的歷史、厚重的積淀在今天仍在擴散其影響，帶來了歷史與現(xiàn)實的關聯(lián)，筑就了厚重包容的城市性格。新絲綢之路戰(zhàn)略的成功推廣，不能僅靠經(jīng)濟方面的努力，也需要在文化方面持續(xù)跟進。打好文化交流的歷史牌，汲取其中兼容并蓄的歷史內(nèi)涵，是這些古代遺跡能夠帶給我們的重要啟示。
供稿：王俊
審核：施劍